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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开国大典前后

2019-10-24 14:21:17

周恩来在建国典礼上忙得不可开交。1952年1月,他自己总结道:“自从进入这座城市,他就一直在为CPPCC做准备,建立政治权力。下一步是建立一个国际营地。毛主席从苏联回来后,那时物价会波动,必须尽一切努力统一财政,稳定物价。”然而,几句话是周恩来空闲时间和连续工作的真实写照。

为新CPPCC做准备,讨论国家建设计划。

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赴北平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赴京考”的重要主张。对周恩来来说,“赴京参加考试”的当务之急是展示他在统战工作中的卓越能力,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讨论国家建设计划。抵达北平后,周恩来邀请民主党人向他通报情况,听取他的意见,并开始为新CPPCC做准备。

1949年6月中旬,新CPPCC筹备会议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筹备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周恩来个人对此负有责任。他把自己关了一周左右,写了全文,然后广泛吸收了各方的意见。8月下旬,在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时,周恩来说,如果成立一个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其名称也应该固定,并建议将其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说,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也仍然存在着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为了合作,各方之间必须有一个团结与合作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必须长期存在。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并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更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初,周恩来向北平提交了代表作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若干问题的报告》,并将共同纲领草案分发给代表们进行小组讨论。为什么在正式会议之前要有这样的报告和讨论?周恩来说,“我们审议的特点之一是,经过会议前的多次磋商和审议,每个人都将对将要讨论和决定的内容有一个事先的了解和理解,然后我们将把它带到会议上讨论和决定,并达成一项共同的协议”。有些事情要讨论,所有的事情都要讨论。周恩来言行一致,真正实践协商民主。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隆重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成就。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为10月1日举行建国仪式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政府的成立促进了这项工作的运作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编制时特别指出:“周恩来必须出席,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对人们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非常好的总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上任后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和完善新人民政府的组织。10月初,他、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多次研究和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机构和政府委员会下属机构负责人的选拔办法。10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召开的由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领导人参加的座谈会上,与各党派广泛协商后提出了任命名单,并邀请大家对候选人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

10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并最终确定政府机构负责人名单。名单上的许多人是由周恩来提名的,一些非党派人士不愿意就职。周恩来进行了仔细的劝说。众所周知,黄炎培因年事已高而谢绝了政府委员会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的职务。周恩来亲自拜访了他,并说:“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官员。现在是人民政府。它不是一个官员,它在做事,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的劝说终于打动了黄炎培。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了175名副总理、政府委员及其下属机构负责人。周恩来逐一给他们打电话,解释了有关部门的任务和工作中的指导问题。我们都由衷地称赞:周总理真的是周总理!你想得真周到!

10月21日,政府委员会宣布成立。周恩来指出:“行政委员会是国务院的首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处理国家事务。”从11月1日起,政府部门开始正式办公。从那以后,周恩来成为了“总部”的运作中心,他26年的总理生涯的特点是精心照料、衣食住行和日常管理。

开拓新外交建立独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世界宣布,他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同一天,外交部长周恩来以公函的形式向各国政府发出公告,郑重声明:“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必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10月2日,苏联政府发出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10月4日至25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先后向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其他国家发出照会,同意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周恩来所说的“建立国际营地”

为了“建立一个国际阵营”,从未出过国的毛泽东也采取了积极行动,于1949年12月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就签署相关条约举行会谈。谈判一开始并不顺利。毛泽东希望打电话给擅长谈判的周恩来,但斯大林不接受。经过一番妥协,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致电党中央,明确提出周恩来“1月9日离开北京,乘火车(不是飞机)到莫斯科”。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2月14日,周恩来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与苏联共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条约文本,解决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等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在“建立国际阵营”的过程中,截至1950年1月中旬,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英国等13个国家相继承认了新中国。接纳新中国有可能建立外交关系吗?周恩来明确回答:“首先,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然后我们可以谈判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后来,他又解释说,我们的重要外交政策之一是“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其他国家建立的旧外交关系,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他指出,“新炉灶”政策“改变了我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并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的外交关系”。历史证明,周恩来是新中国独立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伟大无产阶级外交家。

采取新措施恢复国民经济

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留下了一堆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和穷人的烂摊子。周恩来一再强调,人民政府的工作重点是组织和保证经济建设。然而,一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得了80分,在经济上得了0分。经周恩来提名,陈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信任和支持陈云在金融和经济方面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效。1950年3月,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越来越稳定。毛泽东高度赞扬并说:“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在收拾残局的同时,周恩来还要求“对中国经济结构进行自信而稳定的重组”1949年12月下旬,他提出并阐述了正确处理新中国面临的六大经济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的原则。周恩来指出:“我们已经确定了城市主导乡村,工业主导农业的政策。”然而,“农业的复苏是所有部门复苏的基础。”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就无法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一思想是党中央正式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政策的雏形。他强调:“我们应该在生产建设上自力更生,在政治上独立。”关于上下级关系,周恩来说:“这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没有完全集中和统一,但是不允许我们管理自己的事务。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分裂主义。它应该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当地条件。”总之,这六个关系反映了周恩来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对指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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